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九個方面系統論證了新常態的特征，這是中央首次對新常態進行全面闡述。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也將成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經濟工作的大邏輯。那么，為什么要提出新常態的概念？其主要內涵有哪些？這又將為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帶來怎樣的變化？
       新常態不是中國經濟退步了，而是孕育著大踏步跨進的新機會。誰能更快適應新常態，誰就將成為下一波中國經濟增長的領軍者。

       新常態代表發展階段的分野

       提出新常態，是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呈現出與改革開放以來的大多數時間段明顯不同的特點。
       新常態的概念，由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5月視察河南時提出。習近平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此后，在7月與黨外人士的座談會上、在11月的APEC峰會等重要場合，習近平多次重申并闡述了新常態。而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和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新常態的表述，表明新常態代表了最高決策層對當前中國經濟的定義，而且趨于理論化、體系化。由此，新常態也成為當前和今后經濟工作的主要出發點，成為中國決策層宏觀調控乃至治國理政的重要理念。
       提出新常態，是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呈現出與改革開放以來的大多數時間段明顯不同的特點。從GDP增速來看，自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狂奔的勢頭開始放慢。2010年至2012年經濟增速連續11個季度下滑，2012年至2013年GDP年增速連續兩年低于8%，今年經濟增速進一步下降到7.5%附近。中國經濟增長降速，不能全部歸咎于2008年以來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其原因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一度出臺了在全球范圍來看也是最為積極的經濟刺激政策。假如簡單認為經濟降速是外部環境惡化的結果而忽視了內部成因，那么就有可能患上刺激政策依賴癥，不僅中國經濟的內在弊端將無以克服，而且經濟領域所需要的深化改革也將失去動能。
       從風險水平看，中國經濟在經過多年高速發展之后，其間所積累的風險已處在一個相當高的水平并開始持續釋放。其外在表現是：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大氣、土壤、河流污染吞噬了經濟增長成果，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短期內難以消除，經濟增長與百姓財富的增長不匹配。
       從調控手段看，過去通過政府投資和鼓勵出口為主導的刺激模式邊際效應遞減加快。政府投資對于經濟的刺激周期在縮短，出口則呈現出較大的波動性。與此同時，資源分配仍不夠合理，實體經濟缺少金融支持，大量資金要么沉淀、要么在銀行間空轉，需要導引。
       從經濟稟賦看，過去中國經濟的兩大優勢——人口紅利和自然資源也漸趨枯竭。這也導致中國的比較優勢正在消失，經濟增長需要尋找新的動力。
       過去4年，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出現新的階段性特征。這種特征的實質是，高速、超高速增長已不可持續，粗放式發展也已不可持續。中國正在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經濟管理思維和市場思維也需要作出相應改變。可以說，新常態就是基于事實支持，對新經濟發展階段的總括，代表著從高速到中高速度發展階段的分野。

       新常態核心內涵是經濟新理念

       越來越清晰的經濟新理念，不是對于新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被動適應，而是主動積極適應，是為了引領新常態。
       新常態不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個關于經濟增長速度的概念，其關鍵內涵，是包含了新經濟理念的政策組合。這些政策組合旨在對正在釋放的經濟風險給出解決方案，給未來的經濟增長塑造新環境。
       其實，盡管新常態作為概念僅提出7個月，但是其中包含的新經濟理念，在最近兩年以來一直在顯現。新的經濟理念包括以下主要方面。
       其一，破除GDP迷思，為經濟轉型預留空間。近兩年的GDP下滑與此前的降速存在明顯不同，近兩年的降速部分是主動調控的結果，而不是自由落體式降速。過去之所以出現GDP饑渴癥，是中國經濟落后太多急于趕上并依此形成的政績觀決定的結果，落后的經濟管理思維則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癥狀。今天，中國在經濟規模、外匯儲備、中央財政的調控能力、經濟體系的完善程度等方面已經處于世界前列，只要能夠保持穩定的就業率，就無需再單純追求GDP。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管理的先進性已取代GDP，成為主要訴求。
       其二，簡政放權，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讓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才能更有效地降低經濟發展的制度成本，發揮社會的創新作用。建立權力清單，降低社會資本進入壟斷性領域的市場門檻等，都是為此進行的努力。
       其三，更高階段的對外開放。上海自貿區的建立以及近期新的自貿區的復制，人民幣利率市場化、國際化的推進，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跨境互聯互通的鋪陳等等，將主要集中在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延伸到了金融和服務領域，將主要以引進外資為主要的對外開放擴展到了大規模輸出資本，將審批式管理升級到了負面清單管理。
       其四，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有兩個維度。從縱向看，以薪酬制度改革為代表的國企國資改革、以新預算法為代表的財稅體制改革等，是通過革除積弊，優化系統性的發展空間；從橫向看，以“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長江經濟帶為代表，是通過經濟版圖的重新劃分，優化區域性的發展空間。
       其五，告別貨幣推動型增長模式。這特別表現在定向降準、不對稱降息、對房地產市場態度慎重上。這些新變化的意義在于，控制資產價格泡沫和債務杠桿比短期增長更重要，注重建設長效調控機制比短期調控更重要，實施精準調控比總量調控更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越來越清晰的經濟新理念，不是對于新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被動適應，而是主動積極適應，是為了引領新常態。因此，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盡管增速下降或成常態，但長遠看，如果新理念得以貫徹，所創造出的機會將遠多于舊常態。

       新常態孕育的機會比刺激更多

       新常態將熨平反周期的市場波動，既有利于風險可控制，資源環境可持續，也有利于孕育因經濟結構調整生成的新機會。
       新常態意味著反周期式的調控政策將不再是常規調控手段。所謂反周期調控，是指為了逆轉經濟低速周期可能造成的風險，所實施的一系列刺激政策。但是，從經濟規律上看，景氣-低迷的循環不可避免，全世界都不存在永遠高速增長的經濟周期。景氣周期孕育泡沫——泡沫造成破壞——破壞中產生創新——創新形成新的景氣周期是通常規律。
       在新常態周期，由于經濟增速換擋、經濟結構調整陣痛、前期刺激周期形成的副作用需要消化，是否意味著市場機會將比實施刺激政策時少？
       答案是相反的。過去的事實表明，刺激政策時期的市場機會，總是由強勢企業擁有，總是更多在虛擬經濟領域兌現，而與百姓的福祉相關性不大，甚至會出現負相關的關系。比如，刺激政策下貨幣超發會導致通脹，從而使百姓財富實質縮水；又如，粗放式項目上馬會進一步惡化生態環境，全民健康遭受威脅。
       新常態將熨平反周期的市場波動，既有利于風險可控制，資源環境可持續，也有利于孕育因經濟結構調整生成的新機會，這些機會比刺激政策時期所形成的機會更多也更持久。
       比如，新常態孕育的機會，與百姓福祉更靠攏。新常態強調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視，強調對大氣等公共領域存在的風險的治理，這與百姓息息相關。由之而生成的健康、環境治理等機會，也有望在今后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又如，新常態孕育的機會，對中小微企業更有利。盡管基于信用的天然不對等，中小微企業在獲得金融支持方面總是處于劣勢，但這種局面正在改觀。有利于中小微企業的注冊登記制度已在推行，針對中小微企業的民營銀行已經陸續成立，定向調控以改善中小微企業處境的措施還會實施，新常態對產業格局形成的震蕩也有助于有遠見的中小微企業脫穎而出。相對于大企業，這是一個更為廣泛的受益群體。
       新常態不是中國經濟退步了，而是孕育著大踏步跨進的新機會。誰能更快適應新常態，誰就將成為下一波中國經濟增長的領軍者。